故宫院刊 | 王旭东：故宫学二十年——内涵、使命与展望
编者按：2023年是“故宫学”学术概念提出20周年。故宫学以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博物院收藏为研究对象，是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学问和知识体系。在20年的发展中，故宫学还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与延展性，故宫的概念、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和故宫学的学术使命等，均随时代的发展得以不断扩展和推进。今日，故宫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引领和影响着学术界，其学理意义、研究价值和学术影响仍然巨大。故本刊特组织“纪念故宫学提出20周年专题”，邀请王旭东、郑欣淼、王素、章宏伟四位先生分别撰文，对故宫学的发展历程、学术内涵、研究面向、学术使命以及未来建设加以深入探讨，冀望在回顾总结的同时，不断挖掘故宫学的学术生命力，推动其创新和发展。
本文对故宫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阐释，包括对故宫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对故宫学研究对象的剖析，包含故宫古建筑群，与故宫有关的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明清宫廷历史文化和故宫博物院院史四个方面，以及对故宫学学术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故宫学的使命：一是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二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三是建设开放的故宫学学术体系，提高故宫学的话语权；四是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最后，作者对故宫学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希望研究者立足故宫，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对这门内涵广阔的学问进行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深入探究，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并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故宫学二十年
——内涵、使命与展望
王旭东
一 引言
故宫，何以为学？二十年前，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对此展开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2003年10月，他在庆祝南京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的“博物馆馆长论坛”上，首次正式提出“故宫学”的学术概念；2004年5月，他在《故宫学刊》创刊号上发表《故宫学述略》，特别提出“故宫学与故宫文化”的关系，根据故宫学研究对象的不可分割性，进而提出“故宫就是一个文化整体”的重要论断。故宫学的提出，既是对故宫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的更高层次的认知，也为故宫博物院的实际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二十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修缮、院藏文物及有关故宫的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明清宫廷历史文化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史梳理、学术与文化交流以及未来发展体系构建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故宫学的研究，得到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日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深入挖掘阐释故宫及其藏品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新时代中华文化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当下，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担负起故宫博物院新的文化使命，故宫学研究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为此，我们既有必要系统阐释故宫学的内涵，更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故宫学的使命与目标。故宫学的理论构建，既要立足于故宫，但又不能仅局限于故宫，而是要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在学术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要把故宫学置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格局中加以综合审视、研究与构建。
二 故宫学的内涵
所谓“故宫”，顾名思义，泛指旧时宫殿。明代萧洵所撰《故宫遗录》一书，以“故宫”称元代大内宫殿。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宫殿逐渐从清王朝的开国宫室，转型成为清帝东巡的驻跸行宫。清高宗乾隆皇帝将大量紫禁城收藏的宫廷珍品运送至盛京宫殿保存，曾作《敬题崇谟阁》，使用“故宫”称呼盛京宫殿。此后，清仁宗嘉庆皇帝在《清宁宫有感》诗中亦有“故宫”之称呼。
帝制时期，宫殿及其收藏皆为皇家私有。1913年12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利用紫禁城前朝宫殿筹设“古物陈列所”，作为建设博物院的先导。1914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于武英殿正式开展。1924年11月，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于乾清门内举办开幕仪式，以清宫内府收藏为基础，以紫禁城内廷空间为展馆。古物陈列所的开办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进步表现，紫禁城及其皇家收藏以公共遗产的形式实现了身份转换。1948年3月，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完整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古建修缮、文物清理、陈列展览和学术研究有序开展。现在，我们所说的“故宫”，通常专指世界文化遗产地——明清故宫，以及全国综合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郑欣淼先生以“故宫学”统括故宫的学问，不少学者对此概念表示赞同并加以拓展，例如王素曾将“故宫”二字从明清紫禁城扩大到中国历代王朝的故宫（包括遗址和遗存），甚至还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宫殿，如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冬宫等。可见，“故宫学”自被提出和初步阐释之际，就已经顾及了学术概念的包容性和延展性。由此，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故宫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范畴、使命与目标等理论问题。（二）研究对象的剖析故宫学，作为一门高度综合性的学问，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自成体系的学术范畴。概括而言，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以下四大方面：第一，故宫古建筑群；第二，与故宫有关的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既包括故宫博物院所藏，也包括收藏于国内外各处的其他清宫旧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第三，明清宫廷历史文化；第四，故宫博物院院史。这四方面内容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具有紧密的、内在的历史联系，包含清晰的、稳定的文化脉络，是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
故宫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拥有近千座明、清木结构建筑。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盛赞故宫“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 故宫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历代都城宫殿规划制度的最后结晶：北京紫禁城不仅与明中都（今安徽凤阳）、明南京的另外两座宫城有着直接的关联，更可以由此一直追溯中国历代都城宫殿规划设计以及《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之悠久传统。故宫古建筑还充分体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的融合：除主体宫殿建筑群之外，还包含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建筑群，如中正殿、雨花阁〔图一〕等四十多处佛堂；道教建筑如钦安殿、玄穹宝殿等；此外还有祭祀城隍的城隍庙，祭祀萨满的坤宁宫等，不一而足，各类不同功能的宫殿建筑构成完美交融的和谐整体。〔图一〕 雨花阁
故宫博物院的院藏文物（包括古籍、文献、档案）达186万件（套）。郑欣淼先生称：“其文物品类，一应俱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以及其它历史文物等等，可以说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 故宫文物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并进、交流融合的重要结晶，包含深刻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故宫文物，既有历朝历代的珍贵收藏，也有明清两代的精美制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贡以及世界各国的馈赠。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中有近155万件（套）属于清宫旧藏，包括清代历朝所搜集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以及大量宫廷文化遗存两个方面。其中，清代承袭和搜集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宋代宫廷收藏一脉相承。宋代宫廷收藏宏富，艺术鉴藏兴盛，宋徽宗时期尤为突出，藏品著录渐成体系。保留至今的王珣《伯远帖》卷〔图二〕、展子虔《游春图》卷、韩滉《五牛图》卷、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等书画名迹，都曾载于《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著录之中。及至明清两代，宫廷收藏著录渐成大观，品评鉴赏蔚然成风，乾隆时期更是达到极盛。《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乙二编等，著录登记宫廷收藏之青铜器，并绘制器型，标注款识，援据考证。《石渠宝笈》则记书画收藏之大观，以贮藏殿阁地点编次，详记作品名称、尺寸、质地、书体、题材内容、本人款识、印记、他人题跋等项，并著录饱学之士、书画名家之品评鉴赏内容〔图三〕。
〔图二〕 晋王珣 《伯远帖》 卷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石渠宝笈》 抄本
故宫博物院藏
再者，紫禁城内的一些建筑专门为文物或藏书而设，如文渊阁专藏《四库全书》。这些建筑、文物和典籍之间自成一体，关系密切，不可分割。以文渊阁和《四库全书》的关系为例，文渊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四库全书》修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为中国古代经典要籍之集大成者；第一部《四库全书》告竣，便庋藏于文渊阁，自此书、阁一体，相互依存，历经百余年岁月。1924年11月溥仪出宫后，文渊阁及《四库全书》归故宫博物院保管。1933年2月，《四库全书》南迁上海，后于1948年12月迁运至台湾，至今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阁分离，已达90年之久——可知故宫博物院院史实与近现代中国历尽艰辛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000余箱文物为避战火，经历南迁〔图四〕、西迁、东归、迁台和北返等过程，历经二十余载的颠沛流离，最终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写下了保护中华文化珍宝可歌可泣的篇章。后又因复杂的历史境况而最终分藏于多家不同机构：1947年，古物陈列所的5400余箱文物移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现绝大部分留存南京博物院；1948至1949年，故宫博物院的2900余箱文物分三批迁往台湾，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1950至1958年，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和国子监等处6200余箱文物分三次北返紫禁城，其中颐和园的重要文物和国子监的石鼓划归故宫博物院。此外，故宫博物院2500余箱南迁档案等文物移交国家档案局，2000余箱文物留存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图四〕 第三批南迁文物箱件装车
故宫博物院藏老照片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持全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建设，故宫博物院把大量清宫旧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调拨给各相关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其他机构。例如，把包括《乾隆南巡图》、虢季子白盘等在内的3781件珍贵文物拨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把包括部分善本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及部分省市、大学的图书馆，把一部分官窑瓷器赠给了一些古窑址博物馆。又如，1980年4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800余万件档案再次划归国家档案局，正式建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因此，完整意义上的故宫文物，还应包括收藏或流散于国内外各处的清宫旧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包括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旧藏以及明清陵寝出土文物；国内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等处的清宫旧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国外如大英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等处的清宫旧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此外还有大量中外私人的收藏。故宫所藏各类文物，皆为中国历朝历代物质与精神文化之精髓，与故宫古建筑一同见证了中华文化之传承有序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故宫博物院经由故宫和故宫文物的现代转换而来，其所保护与收藏的各类文物承载着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多重内涵，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进程的见证与缩影。它以独特的物质文化遗存，显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故宫博物院始终把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文化作为事业发展的核心工作。新时代的故宫博物院，进一步明确了办院指导思想，守正创新，肩负起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综上可知，故宫无愧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同时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诚如郑欣淼先生所言，“把故宫古建筑、文物藏品及宫廷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故宫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故宫古建筑群，与故宫有关的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明清宫廷历史文化，以及故宫博物院院史，共同构成故宫学学术体系的四个核心要素，它们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结，彼此共存，构成了中国文化载体中极为独特的存在，需要深入挖掘阐释其内涵与价值。（三）学术历程简要回顾自故宫学提出二十年来，故宫学在故宫博物院以及中外学者的共同推动与探索之下，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尽管故宫学概念的形成仅有二十年时间，然而与故宫学相关之研究（如故宫古建筑及各类院藏文物、古籍、档案、文献研究）的学术历程则颇为久远。
古物陈列所的开办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促使故宫及清代宫廷收藏成为公有的文化遗产，紫禁城古建筑、稀有珍贵的古物和卷帙浩繁的典籍遂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1929年，故宫博物院创办《故宫周刊》，连续出版510期，影响深远〔图五〕。为学术研究之需要，193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10个专门委员会，聘请一批知名学者担任委员。〔图五：1〕 《故宫周刊》 （1930年双十号） 封面
〔图五：2〕 《故宫周刊》 （1930年双十号） 内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容庚延续宋明以来金石学的治学传统，又结合近代考古学的理论成就，精选清宫旧藏花纹佳、器形异并带有铭文的青铜彝器，考释编辑而成《宝蕴楼彝器图录》和《武英殿彝器图录》。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开始对故宫古建筑及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研究：如朱启钤、陶湘、阚铎、刘敦桢、梁思成等结合故宫博物院藏“故宫本”“四库本”等古籍校勘北宋《营造法式》；梁思成结合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与故宫古建筑实例研究清代建筑，撰成《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为研究故宫古建筑及清代建筑之入门书；朱启钤、阚铎、朱偰、王璧文（璞子）等先后进行元大都宫苑（为明清故宫及西苑三海之前身）之专题研究；单士元长期从事明清北京及故宫建筑史研究，终成一代大家。从1934年起，受中央研究院委托，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开始有计划地测绘故宫古建筑，可惜此项工作因抗战而中辍，但仍然留下数以千计的照片、测稿及测绘图，成为故宫古建筑研究与保护之珍贵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单士元、王璞子、于倬云等均对故宫古建筑进行了重要而深入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单士元《明代建筑大事年表》《清代建筑大事年表》《明代营造史料》、王璞子《清初太和殿重建工程》《工程做法注释》以及于倬云的《紫禁城宫殿》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主要学术研究工作是结合清理、鉴别、分类和整理院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展开的，一批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埋头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其中主要包括：唐兰、罗福颐对院藏青铜器的编目制档；孙瀛洲、冯先铭、耿宝昌等对院藏陶瓷的整理、鉴定及等级划分、编目制卡；徐邦达、王以坤、刘九庵等对院藏书画的鉴别、整理与考证，其中徐邦达撰写的《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和《古书画鉴定概论》等论著，结合文献考据与图像阐释，系统地建立起古书画的鉴定标尺，客观地还原了中国古书画的脉络面貌；朱家溍等通过调查文献史料、文物藏品及访问故老，对三大殿、后三宫、养心殿、西六宫等进行原状陈列布置；陈万里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创了故宫博物院连续70年的古窑址调查工作，他结合考古出土材料和传世收藏古陶瓷，研究发表了《中国青瓷史略》等论著，奠定了现代窑址考古的学术基础；冯先铭、叶喆民、李辉柄、李知宴等正是从一系列古窑址调查中逐步成长为著名学者的。基于丰富的文物藏品和文献资料，故宫学人从具体文物入手，以文献档案为依据，借鉴科学研究方法，将艺术理论、文献资料、文物藏品与宫廷历史相结合，或深化以往的研究，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逐步造就了多元开放的学术格局，相关研究成果丰富，院藏文物、古籍、文献和档案各领域专家辈出，不再一一列举。1979年复刊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创刊的《紫禁城》和1983年建立的紫禁城出版社（后更名“故宫出版社”）成为重要的故宫学术成果发表阵地。1989年组织成立的“清代宫廷史研究会”和1995年获批成立的“中国紫禁城学会”，进一步扩大了故宫相关研究的力量。进入21世纪，故宫博物院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内不断探索建构现代学术体系，故宫学应运而生。故宫出版社陆续出版“故宫学视野丛书”，包括郑欣淼《故宫学概论》、章宏伟《作为学问的故宫学》、王素《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等。2005－2009年，古陶瓷、古书画、古建筑保护、明清宫廷史以及藏传佛教文物等五个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古陶瓷保护研究和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两个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获得批准设立。通过学术研讨会的组织、科研课题的合作和专业人员的互访等形式，故宫博物院不断加强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并逐步形成“文物藏品研究为基础、专题文物展览为内容、国际学术研讨为平台”的多元立体发展模式。2010年9月成立的“故宫学研究所”，将故宫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提升到新的水平，并积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建立合作，联合培养故宫学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成果。最近十年，故宫博物院不断推进故宫学的学术体系构建。2013年设立的故宫研究院，以科研课题项目制为基点，布局博士后工作站和非建制研究所，汇集院内学术人才，吸纳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搭建开放式高端学术平台，努力发展成为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项目学术基地和故宫学研究的中心。同时，建设并充分发挥古书画保护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古陶瓷保护研究和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两个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的引领作用。通过实施“英才计划”“太和学者计划”“开放课题”等系列措施，不断提升故宫博物院科研实力和影响力。2021年，故宫博物院明确将“开展故宫学研究”写入《故宫博物院“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围绕故宫学这一主题，逐步形成学术梯队健全、科研成果丰富、学术平台发展良好、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学术科研体系”的发展目标。三 故宫学的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1. 故宫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入挖掘与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发表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宫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对故宫深厚的历史、艺术、科学及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价值的深入挖掘与阐释。在这方面，故宫学所一贯强调的综合的整体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打破现有学科划分过细的局面，更能从中国文化整体的角度出发，从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视野切入，使故宫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更加完整的阐释，未来应该充分发挥故宫学研究对文化遗产价值阐释的重要作用。正如郑欣淼先生所指出的，“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故宫学倡导的就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提出打通学科界限，将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故宫学研究尤其应注重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以“观象授时”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是如何通过都城、宫殿的营建与一系列宫廷制度的确立， 将那些与文明息息相关的知识与思想加以记录和传承，并最终沉淀在故宫的古代建筑群中，凝聚在故宫收藏的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物、文献之中，使故宫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2. 完整故宫的综合研究
不同于其他一些学科，或侧重文献研究，或侧重田野调查，或专注于个别文物门类，故宫由于既包含规模庞大的古建筑群以及位于其地下的早期遗址，又收藏有浩如烟海的文物和文献，因此治故宫学者应始终秉持文献、文物与建筑实物（包括建筑遗址）调查相结合的“多重证据”研究法，藉此对故宫及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开展整体的综合研究。故宫的古建筑、院藏文物、古籍、文献、档案和宫廷历史文化、故宫博物院是文化上的有机整体，因而治故宫学者，应重视其中之内在联系。比如：应注意宫廷收藏的文物与宫廷制度之关联；注意各类文物与宫廷的政治、礼仪、宗教活动、日常生活以及各建筑群空间之关联；注意各类文物、建筑空间与明清宫廷档案记载之关联；注意各类宗教建筑空间与院藏宗教文物之关联等。例如，结合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皇城衙署图》、乾隆《京城全图》等珍贵的古代测绘地图（舆图），可以对故宫古建筑的历史沿革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还可以和现状测绘图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绘画如《万国来朝图》《康熙南巡图》《京师生春诗意图》等，可对画中不同时期的故宫古建筑群及其现状进行比较研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故宫学研究者在精研各自专业领域的同时，应能对故宫乃至中国文化之整体进行观照，而各不同专业学者之间更应加强交流，包括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从而加强对中华文化的整体研究。（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以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真实写照，还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故宫学的研究必须以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使命。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宫廷运行的常态，只是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这种交往和交流，通过国家礼品、进贡、贸易等途径引发了相当规模的国际间物质文化产品的互换和流动，大量异域文明的物质成果进入中国宫廷视野，纳入宫廷收藏的范围，使宫廷成为外国文物最集中、最宏富的典藏地。据不完全统计，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外国文物多达万余件，包罗万象，涵盖极广。这些文物背后承载的是鲜活的历史，它们与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关联，见证了中国和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以及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步伐；也证明当时的中国及其宫廷并非游离于世界之外，而是融合于世界潮流之中，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故宫博物院所依托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中外艺术、科学、技艺交流融合的舞台。如故宫武英殿后的浴德堂，有一座典型的中亚阿拉伯风格的浴室〔图六〕；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的倦勤斋内，有结合西方焦点透视技法与中国绘画传统绘制而成的大型通景画〔图七〕，使人置身其中似幻似真；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主庭院中，还保留着未完工的带有近代钢结构的“西洋楼式”建筑遗迹，俨然昔日的小水晶宫。不同文化相互融通、取得创新的成果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类文物，如瓷器、绘画、珐琅、钟表、科学仪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宗教器物等方面都有体现〔图八〕。以上都是故宫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物证。〔图六〕 浴德堂内景
〔图七〕 倦勤斋内景
〔图八〕 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学还应加强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文明的比较，方能更加凸显中华文明的特色，同时又能充分理解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吸收、借鉴和融合其他文明优秀文化成果的历程。比如，对故宫大量佛教建筑与文物的研究，离不开对印度及其他国家佛教文化艺术的比较研究；故宫收藏的大量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文物，自然也离不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研究。故宫古建筑既有属于中国古建筑一脉相承的特征，同时也深受外来文化影响——比如对故宫建筑群外观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琉璃瓦，就是中国古代工匠借鉴、吸收外来建筑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典型例子。故宫作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最后结晶与集大成者，如果将其与世界各国的著名宫殿建筑杰作——如法国卢浮宫与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俄罗斯冬宫与克里姆林宫、伊朗波斯波利斯宫、西班牙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等进行比较研究，亦能充分体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下宫殿建筑的异同。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建立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图九〕、国际文物修复学会培训中心等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与法国凡尔赛宫，美国史密森学会、佛利尔美术馆、赛克勒美术馆，伊朗国家博物馆，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签署合作备忘录，与法国凡尔赛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署考古与博物馆局等开展展览合作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与合作交流。未来在故宫学研究中，应更加积极地拓展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合作项目，积极吸纳国内外学术界相关人才，与院内专家学者共同构建中外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进而成立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机构。〔图九〕 国际博协培训班课程培训
故宫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建立开放的学术体系；而想要提高故宫学的学术话语权，应该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故宫博物院的“太和论坛”“太和学者计划”等项目，就是故宫学研究“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尝试，既鼓励外国研究者走进来，也支持中国研究者走出去，旨在为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为未来的沟通与共建提供可能的途径，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图十〕。不论是太和论坛、太和学者计划，还是故宫博物院每年面向学术界公布的“开放课题”申请，都是建设故宫学开放的学术体系的重要举措。〔图十：1〕 第六届太和论坛开幕式
〔图十：2〕 第三届太和论坛合影
故宫博物院每年引进来自世界各国家、地区的文物展；与此同时，在境外举办的故宫文物展也一直是故宫博物院“走出去”的传统重点项目，是境外观众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历史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让中、外文物展成为“引进来”“走出去”的文化交流使者。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力量，故宫博物院在中外合作考古项目中，充分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方法与手段。未来应该继续通过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也借此加强故宫考古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图十一〕。在宫殿遗存考古、古陶瓷窑址考古及院藏文物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海外合作考古项目，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图十一：1〕 阿尔努杜德遗址出土的中国元明时期外销瓷
〔图十一：2〕 中国故宫博物院、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朱尔法遗址区联合考古队合影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先贤，曾经通过实地调查测绘与《营造法式》等古代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在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成就斐然。未来对故宫古建筑的研究，也应当在充分吸收世界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努力贯通中国古代经学、史学和匠学，亦即朱启钤提出的“沟通儒匠”，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且通过对故宫及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对中华文明史、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以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从而真正让故宫古建筑的研究走向世界。
建设故宫学开放的学术体系，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故宫古建筑、文物、文献相关学术资料与成果的整理、发表与网络公布，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尤其应努力建立完备的故宫学研究数据库。目前故宫各类古建筑及院藏文物、古籍、文献、档案已出版大量精美图录（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册等）。除继续进行文物、文献的整理出版之外，应借鉴敦煌文献的做法，编纂故宫院藏文物、文献目录，以及流散文物、文献目录等。应借鉴英、法等国敦煌文书收藏机构的经验，为各类文物、文献建立更加开放的数据库、信息平台，供中外学者更加方便地开展研究——这项工作应该充分联合前文所述收藏有故宫文物、文献的海内外机构，共同实现资源共享——这是故宫学迈向国际化、建立开放学术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开展故宫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故宫是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文化遗产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对故宫的保护，关乎保存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故宫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充满挑战，对这一人类共有文化遗产进行真实而完整的保护，是未来故宫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牵涉到木构建筑以及种类丰富的文物、文献的保护、修缮或修复等复杂的工作。不仅如此，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进入到以预防性保护为主的中国文物保护的新时代。因此故宫的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探索更加科学的保护理念，积极运用当代先进的保护科技，并加强国际交流协作。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要始终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开展保护研究。特别要强调的是，应当始终贯彻真实完整的保护原则，并且要把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研究与阐释贯穿在保护工作的全过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加强古建筑营造技艺和传统文物修复技术的传承。目前，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古钟表修复技艺和宫廷传统囊匣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努力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充分挖掘故宫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要注重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信息采集、存储、研究与保护、展示、传播，要做好公众普及工作，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二十多年来得到充分发展的“数字故宫”建设，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公众普及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新成果：它一方面是故宫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手段，如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不论是古建筑群还是各类艺术品、文物、文献等）进行信息采集等基础工作；同时又以高度可视化的多媒体成果，架起文化遗产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四 故宫学研究展望
故宫学提出二十年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望故宫学的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故宫博物院即将于2025年迎来建院百年，值此承上启下的时刻，故宫博物院要深入总结建院近百年的发展经验，全力推进“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包括五大方面，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通过对故宫学这一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学问进行综合研究，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上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在故宫这一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身上得到充分印证，同时也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全球文明倡议”、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对于故宫的重要意义。既充分尊重与继承传统，又以开放、包容、博大的心胸，不断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自信自立，守正创新，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研究与发展故宫学，同样应该具有既尊重传统、又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以及继往开来的气魄。要结合故宫这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承载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对中国文化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并对中外文明进行充分的比较研究，藉此建设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提高故宫学的学术话语权，同时还要努力做好故宫这一人类共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并积极推动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衷心期望故宫学的研究者们，能够立足故宫，走向世界，通过对这门内涵广阔的学问进行长期持续不断的探究，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责任编辑：谭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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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故宫学二十年——内涵、使命与展望》，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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